傳習錄｜跟王陽明一起談談心｜知行合一｜心學智慧

《傳習錄》是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王陽明與門人弟子們生前交遊問學的往來語錄。全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徐愛、陸澄、薛侃三人所錄；中卷收《答顧東橋書》等王陽明與顧璘、歐陽德諸人的往來書信數十通，及《訓蒙大意》《教約》兩篇蒙學專文；下卷為陳九川、黃直、黃修易等六人所錄，全書共290則，后附《朱子晚年定論》，乃王陽明采集朱熹晚年與黃榦等人的論學書信而成，共33通，另有元代大儒吳澄論學一篇。 《傳習錄》集中而全面地體現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全書主要圍繞陽明心學的四大命題——“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和“萬物一體”展開。其中“心即理”是陽明心學的本體論，是對朱熹“心理為二”理論的突破；“知行合一”是貫穿整個陽明心學的內在維度；“致良知”是陽明心學的功夫論總綱，具體功夫有誠意、致知、格物等；“萬物一體”則是陽明心學的境界論。 陽明心學形成於明代中葉，除了受儒學內部自身演變規律的影響外，作為時代的產物，它直指當時社會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的頹敗氣息，提出了“良知”“致良知”說，意在把天理內化於人心，把“心”提到本體地位，從而實現社會道德的重建，這種人倫...

“傳習”一詞，語自《論語·學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是老師向學生傳授知識；習，不僅僅是指學生對老師所傳授的知識進行學習、溫習，更是踐習和實習。“為往聖繼絕學”，全書采用師生問答的方式傳承與學習，以此為書名，體現了《傳習錄》一書的編纂指歸。 此篇是陽明弟子徐愛為《傳習錄》所撰寫的序，刻於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湖北德安府據南大吉本的重刻本，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王畿重編、蕭彥重刻本換掉了徐愛《傳習錄序》。現通行本無此序文，本書因其方法論上的價值意義增錄之。 此“徐愛序”之核心內容在於闡明如何正確看待陽明語錄，其要點有二：第一，陽明語錄為因時而語，特點在於隨處點化，故不可執於文字，索意於文字間，更不能將其視為一成不變的教規成訓。對於語錄文本應具有“拋梯”之思，存醪去糟；第二，對於陽明語錄的學習要體之於身，默識於心，以求自得，重在身心之學，力戒口耳之學。“徐愛序”為我們現代人閱讀《傳習錄》指出了學習方法，在普遍意義上亦可謂為學之要。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人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 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為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錄成，因復識此...

“徐愛錄”是陽明弟子徐愛關於其向王陽明問學的語錄記載。《年譜》載曰：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王陽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祁州知州考滿進京，升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由此可知，“徐愛錄”發生於正德三年（1508年）春，王陽明龍場悟道后不久，其心學尚受到普遍的質疑，由徐愛所問常與朱子學對舉便可見一斑。同時，心學初立，為躋身儒學正統，被官學認可，其最關鍵問題便是解決和論證經典依據問題。《大學》古本是陽明心學的重要經典依據，而《大學》改本是朱子學的重要經典依據，王陽明與徐愛問學圍繞《大學》展開便是自然之事。概而言之，“徐愛錄”主要內容如下：第一，闡釋了朱、王關於《大學》中部分內容解釋之不同，如“三綱”及其關系，此中關涉本體與功夫關系；第二，對“心即理”“知行合一”“格物”“致知”“四句理”等心學命題進行闡釋；第三，詮釋了王陽明以心釋經的經學觀和對經、史關系的認知。 本部分為陽明弟子徐愛對所錄語錄做的引言，說明了備錄陽...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為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為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 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余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唿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雲。 門人徐愛書。

本條的核心內容為王陽明對古本《大學》“三綱”中“在親民”之“親”的論證與堅持，而不取朱熹改本《大學》的“作新民”之“新”意。《大學》古本與改本分别是陽明學與朱子學理論建構的重要經典依據，故《大學》古本是陽明心學在朱子學語境中建構起來的最重要的經典依據，歷來受到王陽明及其后學的重視。今之學者辨明朱、王之别，也會特别關注《大學》。王陽明對《大學》古本的堅持，一方面為其學說奠定牢固的經典依據，同時有溯古和承繼學術正統之意；另一方面在學理上也為其“萬物一體”思想確立了經典依據。對於《大學》之“親”“新”之辯，歷來學者有不同見解。施邦曜對王陽明此處之解說有同情的理解，他曾說：“自知講解，即服膺朱子‘新民’之訓為再無二義，今領先生之說，覺萬物一體之意更脈然有動。明倫之教不能行於平成。播種之先養民正是裁成輔相之道，當先下手，莫看得粗淺了。”但衡今則持折中之說：“二說正可相資也。徒親民而昧於新民，此魯之所以寢衰。當時宋仁宗之政近之。徒新民而昧於親民，此齊之所以多故。當時宋神宗之政近之。”但氏從治國理政出發，依據歷史經驗，主張“親民”“新民”相資為用，自有其合理之處，但於此處陽明之辯的角度和目的自不...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雲‘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本條討論了朱熹與王陽明對“知止而后有定”的不同理解，但問題的關鍵在於朱、王之功夫向度的差異，朱熹認為求至善於事事物物，王陽明則認為求至善要內求心體。不過王陽明肯定了二者在“至善”的終極境界上的一致性。本體、功夫不同，境界一致，這是歷來朱、王之辯的論域，也保證了二者同屬於“聖學”範疇。其實，這一問題也體現為朱、王對“心”與“物”關系問題的認識。朱熹認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即理在心外、物亦在心外。王陽明否定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即心體），主張是心與理一，心外無物，但王陽明不否定求心功夫“未嘗離卻事物”。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物上求理與王陽明的事上磨煉具有本質的不同。所以，孫奇逢曾點評於此說：“不專在事物上，卻亦不離卻事物，便活。”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 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注所謂‘儘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本條的中心主旨在於論證“心即理”，其中又涉及一些具體的功夫節目。王陽明認為心外無理，外心求理則無理矣。心體自足，孝、忠、信、仁等都只在此心，都是心的條理。故劉宗週曰：“至善本在吾心，首賴先生恢復。”王陽明認為求理於心便是要做“去人欲，存天理”的功夫。在對待“天理”“人欲”的態度與手段上，朱、王是一致的，如劉宗週曰：“‘天理人欲’四字，是朱、王印合處，何必晚年定論。”陶潯霍雲：“除去人欲存天理，便無用功處。”可見，同作為儒學形態的朱子學、王學在終極意義上的一致性。 在具體的功夫節目方面，王陽明強調心的“頭腦”“根”的意義，求得此心至誠處，便是真知必能行。故施邦曜雲：“人苟無真實，孝親、忠君、信友、愛民之心，終日講求，亦是虛話，必實實有此心后，講求俱是天理發見流行處，只是說講求者不可不知頭腦，非謂儘孝忠信愛者不必講求也。”陶潯霍亦雲：“讀此知王學本無弊。” 本條涉及陽明心學“心即理”“知行合一”及此時並未明確提出的“致良知”等重要命題，言簡意賅，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