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后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