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週作人/每天一篇民國往事

寺田寅彥是日本現今的理學博士，物理學專家，但是，他原是夏目漱石的學生，又是做俳句寫小文的，著有《藪（sou）柑子集》等幾種文集。本來科學家而兼弄文學的人，世間多有，並不怎麼奇特，關於寺田卻有一段故事，引起我的注意。據說在夏目的小說《我是貓》里有寺田的描寫在那里，這就是那磨玻璃球的理學士水島寒月。《貓》里主客三人最是重要，即寒月，美學者迷亭，主人苦沙彌，他們只要一出臺，場面便不寂寞。我們不會把小說當作史傳去讀，所以即使熟讀了《貓》也不能就算了解藪柑子的生涯，但不知怎地總因此覺得有點面善，至少特别有些興趣。寺 田的隨筆我最近看到的是一冊《柿子的種子》,都是在俳句雜志《澀柿》上登過的小文，短的不到百字，長的也只五百字左右。計算起來，現在距離在“保登登幾須”(雜志名，意雲子規，夏目的《貓》即刊載在其中)，做為寫生文的時候已經有三十年了，寒月當時無論怎樣有飄逸之氣，於今未必多有留余了吧。他在末尾一篇《說小文》中說： “假如那學生讀了《藪柑子集》,從這內容上自然可以想像出來的昔時年青的藪柑子君的面影，再將現在這里吸著鼻涕涉獵《性的犯罪考》的今已年老的自己的樣子，對照了看，覺得很是滑稽，也略有點兒寂寞。...

八月三十日北平報載法院覆審劉景桂逯明案，有逯明的一節供詞極妙，讓我把他抄在后邊： “問，你給她的信內容不明白的地方甚多，以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三十日信看來，恐怕你們另有什麼計劃。 答，愛情的事，無經驗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書常常寫言過其實的肉麻話，不如此寫不能有力量。” 據報上說逯君正在竭力辯明系女人誘惑男人，卻又說出這樣的老實話來，未免稍有不利，但對於讀者總是很有意思，可感謝的一句話。 有經驗的人對於無經驗的有所指教，都是非常有益的，雖然有時難免戳穿西洋鏡，聽了令人有點掃興。戀愛經驗與宗教經驗戰爭經驗一樣地難得，何況又是那樣深刻的，以致鬨成事件，如世俗稱為“桃色慘案”,——順便說一句，這種名稱我最不喜歡，只表示低級趣味與無感情而已，劉荷影案的時候，有“留得殘荷聽雨聲”的小標題，尤其不愉快。 閒話休提，我只說，犯罪就是一種異常的經驗，只要是老實地說話，不要為了利害是非而歪曲了去感傷地申訴或英雄地表演，於我們都有傾聽的價值。日本有古田大次郎要為同志大杉榮復仇，殺人謀財，又謀刺福田大將未成，被捕判處死刑，不上訴而就死，年二十五，所著有《死之懺悔》,為世人所珍重，其一例也。 逯君關於情書的幾...

我有一種嗜好。說到嗜好平常總没有什麼好意思，最普通的便是抽雅片煙，或很風流地稱之曰“與芙蓉城主結不解緣”。這種風流我是没有。此外有酒，以及茶，也都算是嗜好。我從前曾經寫過一兩篇關於酒的文章，仿佛是懂得酒味道似的，其實也未必。民十以后醫生叫我喝酒，就每天用量杯喝一點，講到我的量那是只有紹興半斤，曾同故人王品青君比賽過，三和居的一斤黃酒兩人分喝，便醺醺大醉了。今年又因醫生的話而停止喝酒，到了停止之后我乃恍然大悟自己本來不是喝酒的人，因為不喝也就算了，見了酒並不覺得饞。由是可知我是不知道酒的，以前喜歡 談喝酒還有點近於偽惡。至於茶，當然是每日都喝的，正如别人一樣。不過這在我也當然不全一樣，因為我不合有苦茶庵的别號，更不合在打油詩里有了一句“且到寒齋吃苦茶”,以至為普天下志士所指目，公認為中國茶人的魁首。這是我自己招來的筆禍，現在也不必呼冤叫屈，但如要就事實來說，卻亦有可以說明的地方。我從小學上了紹興貧家的習慣，不知道喝“撮泡茶”,只從茶缸里倒了一點“茶汁”,再犀上溫的或冷的白開水，骨都骨都地咽下去。這大約不是喝茶法的正宗吧?夏天常喝青蒿湯，並不感覺什麼不滿意，我想柳芽茶大抵也是可以喝的。實在...

柳田國男的著述，我平時留心搜求，差不多都已得到，除早年絕板的如《后狩詞記》終於未能入手外，自一九○九年的限定初板的《遠野物語》以至今年新出的增補板《遠野物語》,大抵關於民俗學的總算有了。有些收在預約的大部叢書里的也難找到，但從前在兒童文庫里的兩本《日本的傳說》與《日本的故事》近來都收到春陽堂的少年少女文庫里去，可以零買了，所以只花了二三十錢一本便可到手，真可謂價廉物美。又有一冊小書，名為“幼小者之聲”,是玉川文庫之一，平常在市面上也少看見，恰好有一位北大的舊學生在玉川學園留學，我便寫信給他，聲明要敲一竹杠，請他買這本書送我，前兩天這也寄來了。共計新舊大小搜集了二十五種，成績總算不壞。 《幼小者之聲》不是普通書店發行的書，可是校對特别不大考究，是一個缺點，如標題有好幾處把著者名字都錯作柳田國夫，又目錄上末了一篇《黃昏小記》錯作黃昏小說。這是“菊半截”百六頁的小冊子，共收小文六篇，都是與兒童生活有關系的。柳田的作品里有學問，有思想，有文章，合文人學者之長，雖然有時稍覺有艱深處，但這大抵由於簡練，所以異於塵土地似干燥。第三篇題曰“阿杉是誰生的”,(Osugi tareno ko?寫漢字可雲阿杉誰之子，但白話...

十年前寫過一篇文章，名曰"日本與中國",其中有兩節雲： “中國在他獨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卻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卻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為顯著,雖然没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别注意，因為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考。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唿略的一種研究。 中國與日本並不是什麼同文同種，但是因為文化交通的緣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學些，(雖然我又覺得日本文中夾著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徹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所以我們研究日本比較西洋人要便利得多。" 也正是那時候，我還在燕京大學教書，有一位同事是美國老牧師，在北京多年，對於中國學問很有研究，他在校內主張應鼓勵學生習日俄語文。他的理由是，英美人多習法德語，中國則情形不同，因地理關系上與日本俄國聯系密切，故宜首先學習此二種言語，而法德各語尚在其...

我是民國六年四月到北大來的，如今已是前后十四年了。本月十七日是北大三二週年紀念，承同學們不棄叫我寫文章，我回想過去十三年的事情，對於今后的北大不禁有幾句話想說，雖然這原是老生常談，自然都是陳舊的話。 有人說北大的光榮，也有人說北大並没有什麼光榮，這些暫且不管，總之我覺得北大是有獨特的價值的。這是什麼呢，我一時也說不很清楚，只可以說他走著他自己的路，他不做人家所做的而做人家所不做的事。我覺得這是北大之所以為北大的地方，這假如不能說是他唯一的正路，我也可以讓步說是重要的一條支路。 蔡孑民先生曾說，“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那麼讀書總也是一半的事情吧?北大對於救國事業做到怎樣，這個我們且不談，但只就讀書來講，他的趨向總可以說是不錯的。北大的學風仿佛有點迂闊似的，有些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肯冒點險卻並不想獲益，這在從前的文學革命五四運動上面都可以看出，而民六以來計畫溝通文理，注重學理的研究，開辟學術的領土，尤其表示得明白。别方面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就文科一方面來說，北大的添設德法俄日各文學系，創辦研究所，實在是很有意義，值得注意的事。有好些事情隨后看來並不覺得什麼希奇，但在發起的當時...

我與孔德學校的關系並不怎麼深，但是卻也並不很淺。民國六年我來北京后便出入於孔德，十年在那里講演過一篇《兒童的文學》,這已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以后教了幾年書，又參與些教材的會議，近來又與聞點董事會的事情，這回學校紀念日要我寫幾句文章，覺得似乎不好推辭，雖我所能說的反正也總是那些舊話。 民國二十三年間教育宗旨不知道變成怎麼樣子了，然而孔德是有它的宗旨的，我相信這在現在也還是没有變。說什麼宗旨，像煞有介事的，老實說就只是一種意思，想讓學生自由發展，少用干涉，多用引導罷了。且莫談高調空論，只看看普通幼稚園的辦法就行，孔德學校的理論也只是一個園，想把學生當作樹木似的培植起來，中國有句老話，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原來也是這個意思。這件事情卻是實實在在是“難似易”。前兩天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說過：“福勒貝爾(Froebel)大師的兒童栽培法本來與郭橐駝的種樹法相通，不幸流傳下來均不免貌似神離，幼稚園總也得受教育宗旨的指揮，花兒匠則以養唐花紮鹿鶴為事了。”這種情形悠悠者天下皆是，園藝之難得正鵠，蓋可知矣。 我常想中國的歷史多是循環的，思想也難逃此例。這不曉得是老病發作呢，還是時式流行，總之事實還是一樣。有一時談文化...

五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題曰“體罰”,起頭有這幾句話： “近來隨便讀斯替文生的論文《兒童的遊戲》,首節說兒時之過去未必怎麼可惜，因為長大了也有好處，譬如不必再上學校了，即使另外須得工作，也是一樣的苦工，但總之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就是極大的便宜。我看了不禁微笑，心想他老先生小時候大約很打過些手心吧。”前日又看尤西堂的《艮齋雜說》,卷五講到前輩俞君宣的逸事，有雲： “俞臨没時語所親曰，吾死無所苦，所苦此去重抱書包上學堂耳。”俞君宣大約是滑稽之雄，所以說的很是好玩，但是我覺得在這詼諧之中很含有悲哀的分子，非意識地顯出對於兒童時代生活的惆悵，與斯替文生有點相像。兒童之過去未必怎麼可惜，這為什麼呢?兒時是應該令人覺得可以懷念的，斯替文生卻以為過去了也好，俞君宣又怕回到那個狀態去，一個說因此可免於挨打，一個說怕抱書包去上學。由此觀之，兒時快樂之多為學堂所破壞，蓋很可以明了了。 俞君宣總生於明末清初，斯替文生也是十九世紀的人了，他們的經驗或者未必通用於現代，這也是一種可以有的說法。但是據我看來並不如此。英國或者改進了，我不懂西洋事情姑且不談，若是中國我覺得俞君宣的話還是不錯。現在中小學生的生活是很不幸...

鄙人近來很想寫文章，卻終於寫不出什麼文章來。這為什麼緣故呢?力量不夠，自然是其一。然而此外還有理由。 寫文章之難有二，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可以用《笑林》里的兩句話來做代表，一是妙不可言，二是不可言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自是定理，但是言往往不足以達情，有言短情長之感。佛教里的禪宗不立文字，就是儒家也有相似的意思，如屈翁山在《廣東新語》中記“白沙之學”雲： “白沙先生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而言之。比試言之，則 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這還是關於心性之學的話，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司空表聖有“不著一字儘得風流”一境，固然稍嫌玄虛，但陶淵明詩亦雲，“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可知這是實在有的，不過在我們凡人少遇見這些經驗而已。没有經驗，便不知此妙境，知道了時又苦於不可得而言，所以結果終是難也。 有人相信文字有靈，於是一定要那麼說，仿佛是當做咒語用，當然也就有人一定不讓那麼說。這在文字有靈說的立場上都是講得通的，兩方面該是莫逆於心，相視而笑了，但是也有覺得文字無靈的，他們想隨便寫寫說說，卻有些不大方便。因為本來覺得無靈，所以也未必非說不可...

這幾天翻閱近人筆記，見葉鬆石著《煮藥漫抄》卷下有這一節，覺得很有意思。 “少年愛綺麗，壯年愛豪放，中年愛簡練，老年愛淡遠。學隨年進，要不可以無真趣，則詩自可觀。” 葉鬆石在同治末年曾受日本文部省之聘，往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漢文，光緒五六年間又去西京住過一年多，《煮藥漫抄》就是那時候所著。但他壓根兒還是詩人，《漫抄》也原是詩話之流，上邊所引的話也是論詩的，雖然這可以通用於文章與思想，我覺得有意思的就在這里。 學隨年進，這句話或者未可一概而論，大抵 隨年歲而變化，似乎較妥當一點。因了年歲的不同，一個人的愛好與其所能造作的東西自然也異其特色，我們如把綺麗與豪放並在一處，簡練與淡遠並在一處，可以分作兩類，姑以中年前后分界，稱之曰前期后期。中國人向來尊重老成，如非過了中年不敢輕言著作，就是編訂自己少作，或評論人家作品的時候也總以此為標準，所以除了有些個性特别強的人，又是特别在詩詞中，還留存若干綺麗豪放的以外，平常文章幾乎無不是中年老年即上文所雲后期的產物，也有真的，自然也有仿制的。我們看唐宋以至明清八大家的講義法的古文，歷代文人講考據或義理的筆記等，隨處可以證明。那時候叫青年人讀書，便是強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