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週作人/每天一篇民國往事

鄙人近來很想寫文章，卻終於寫不出什麼文章來。這為什麼緣故呢?力量不夠，自然是其一。然而此外還有理由。 寫文章之難有二，自古已然，於今為烈。這可以用《笑林》里的兩句話來做代表，一是妙不可言，二是不可言妙。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自是定理，但是言往往不足以達情，有言短情長之感。佛教里的禪宗不立文字，就是儒家也有相似的意思，如屈翁山在《廣東新語》中記“白沙之學”雲： “白沙先生又謂此理之妙不可言，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而言之。比試言之，則 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得言。”這還是關於心性之學的話，在文學上也是如此。司空表聖有“不著一字儘得風流”一境，固然稍嫌玄虛，但陶淵明詩亦雲，“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可知這是實在有的，不過在我們凡人少遇見這些經驗而已。没有經驗，便不知此妙境，知道了時又苦於不可得而言，所以結果終是難也。 有人相信文字有靈，於是一定要那麼說，仿佛是當做咒語用，當然也就有人一定不讓那麼說。這在文字有靈說的立場上都是講得通的，兩方面該是莫逆於心，相視而笑了，但是也有覺得文字無靈的，他們想隨便寫寫說說，卻有些不大方便。因為本來覺得無靈，所以也未必非說不可...

這幾天翻閱近人筆記，見葉鬆石著《煮藥漫抄》卷下有這一節，覺得很有意思。 “少年愛綺麗，壯年愛豪放，中年愛簡練，老年愛淡遠。學隨年進，要不可以無真趣，則詩自可觀。” 葉鬆石在同治末年曾受日本文部省之聘，往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漢文，光緒五六年間又去西京住過一年多，《煮藥漫抄》就是那時候所著。但他壓根兒還是詩人，《漫抄》也原是詩話之流，上邊所引的話也是論詩的，雖然這可以通用於文章與思想，我覺得有意思的就在這里。 學隨年進，這句話或者未可一概而論，大抵 隨年歲而變化，似乎較妥當一點。因了年歲的不同，一個人的愛好與其所能造作的東西自然也異其特色，我們如把綺麗與豪放並在一處，簡練與淡遠並在一處，可以分作兩類，姑以中年前后分界，稱之曰前期后期。中國人向來尊重老成，如非過了中年不敢輕言著作，就是編訂自己少作，或評論人家作品的時候也總以此為標準，所以除了有些個性特别強的人，又是特别在詩詞中，還留存若干綺麗豪放的以外，平常文章幾乎無不是中年老年即上文所雲后期的產物，也有真的，自然也有仿制的。我們看唐宋以至明清八大家的講義法的古文，歷代文人講考據或義理的筆記等，隨處可以證明。那時候叫青年人讀書，便是強迫...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讀書人常說的一句話，作為去干政治活動的根據的，據說這是出於顧亭林。查《日知錄》卷十三有這樣的幾句雲：“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再查這一節的起首雲：“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顧亭林誰都知道是明朝遺老，是很有民族意識的，這里所說的話顯然是在排滿清，表面上說些率獸食人的老話，后面卻引劉淵石勒的例，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保存一姓的尊榮乃是朝廷里人們的事情，若 守禮法重氣節，使國家勿為外族所乘，則是人人皆應有的責任。我想原義不過如此，那些讀書人的解法恐怕未免有點歪曲了吧。但是這責任重要的還是在平時，若單從死難著想毫無是處。倘若平生自欺欺人，多行不義，即使卜居柴市近旁，常往崖山踏勘，亦復何用。洪允祥先生的《醉余隨筆》里有一節說得好： "《甲申殉難錄》某公詩曰，愧無半策匡時難，只有一死報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濟事。然則怕死者是歟?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拚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這是極精的格言，在此刻現在的中國正是對症服藥。《日知錄》所說匹...

輪到要寫文章的時候了，文章照例寫不出。這一個多月里見聞了許多事情，本來似乎應該有話可說，何況僅僅只是幾百個字。可是不相干，不但仍舊寫不出文章，而且更加覺得没有話說。 老實說，我覺得我們現在話已說得太多，文章也寫得太多了。我坐在北平家里天天看報章雜志，所看的並不很多，卻只看見天天都是話，話，話。回過頭來再看實際，又是一塌糊塗，無從說起。一個人在此刻如不是閉了眼睛塞住耳朵，以至昧了良心，再也不能張開口說出話來。我們高叫了多少年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實際上有若何成績，連三十四年前的辛醜條約還條 條存在。不知道那些專叫口號貼標語的先生那里去了，對於過去的事可以不必再多說，但是我想以后總該注重實行，不要再想以筆舌成事，因這與畫符念咒相去不遠，究竟不能有什麼效用也。 古人雲，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這原是很對的，但在有些以說話為職業的人，例如新聞記者，那怎麼辦呢?新聞而不說什麼話，豈不等於酒店里没有酒，當然是不成。據我外行人想來，反正現在評論是不行，報告又不可，就是把北岩勳爵請來也是没有辦法的，那麼何妨將錯就錯，(還是將計就計呢，)去給讀者做個談天朋友，假如酒樓的柱子上貼著莫談國事或其...

管先生叫我替《實報》寫點文章，我覺得不能不答應，實在卻很為難。這寫些什麼好呢? 老實說，我覺得無話可說。這里有三種因由。一，有話未必可說。二，說了未必有效。三，何況未必有話。 這第三點最重要，因為這與前二者不同，是關於我自己的。我想對於自己的言與行我們應當同樣地負責任，假如明白這個道理而自己不能實行時便不該隨便說，從前有人住在華貴的溫泉旅館而嚷著叫大眾衝上前去革命，為世人所嗤笑，至於自己尚未知道清楚而亂說，實在也是一樣地不應當。 現在社會上唿然有讀經的空氣繼續金剛時輪法會而湧起，這現象的好壞我暫且不談，只說讀九經或十三經，我的讚成的成分倒也可以有百分之十，因為現在至少有一經應該讀，這里邊至少也有一節應該熟讀。這就是《論語》的《為政》第二中的一節：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這一節話為政者固然應該熟讀，我們教書捏筆杆的也非熟讀不可，否則不免誤人子弟。我在小時候念過一點經史，后來又看過一點子集，深感到這種重知的態度是中國最好的思想，也與蘇格拉底可以相比，是科學精神的源泉。 我覺得中國有頂好的事情，便是講情理，其極壞的地方便是不講情理。隨處皆是物理人情...

說到東京的書店第一想起的總是丸善(Maruzen)。他的本名是丸善株式會社，翻譯出來該是丸善有限公司，與我們有關系的其實還只是書籍部這一部分。最初是個人開的店鋪，名曰丸屋善七，不過這店我不曾見過，一九○六年初次看見的是日本橋通三丁目的丸善，雖鋪了地板還是舊式樓房，民國以后失火重建，民八往東京時去看已是洋樓了，隨后全毀於大地震，前年再去則洋樓仍建在原處，地名卻已改為日本橋通二丁目。我在丸善買書前后已有三十年，可以算是老主顧了，雖然賣買很微小，后來又要買和書與中國舊書，財力更是分散，但是這一點點的洋書 卻於我有極大的影響，所以丸善雖是一個法人而在我可是可以說有師友之誼者也。 我於一九○六年八月到東京，在丸善所買最初的書是聖茲伯利(G.Saintsbury)的《英文學小史》一冊與泰納的英譯本四冊，書架上現今還有這兩部，但已不是那時買的原書了。我在江南水師學堂學的外國語是英文，當初的專門是管輪，后來又奉督練公所命令改學土木工學，自己的興趣卻是在文學方面，因此找一兩本英文學史來看看，也是很平常的事。但是實在也並不全是如此，我的英文始終還是敲門磚，這固然使我得知英國十八世紀以后散文的美富，如愛迭生，斯威夫忒，闌姆...

我寫下這個題目，便想起谷崎潤一郎在《攝陽隨筆》里的那一篇《憶東京》來。已有了谷崎氏的那篇文章，别人實在只該閣筆了，不佞何必明知故犯的來班門弄斧呢。但是，這里有一點不同。谷崎氏所憶的是故鄉的東京，有如父師對於子弟期望很深，不免反多責備，雖然溺愛不明，不知其子之惡者世上自然也多有。谷崎文中雲： “看了那尾上鬆之助的電影，實在覺得日本人的戲劇，日本人的面貌都很醜惡，把那種東西津津有味的看著的日本人的頭腦與趣味也都可疑，自己雖生而為日本人卻對於這日本的國土感覺到可厭惡了。”從前堀口大學有一首詩雲： “在生我的國里反成為無家的人了。没有人能知道罷——將故鄉看作外國的我的哀愁。” 正因為對於鄉國有情，所以至於那麼無情似的譴責或怨嗟。我想假如我要寫一篇論紹興的文章，恐怕一定會有好些使得鄉友看了皺眉的話，不見得會說錯，就只是嚴刻，其實這一點卻正是我所有對於故鄉的真正情愫。對於故鄉，對於祖國，我覺得不能用今天天氣哈哈哈的態度。若是外國，當然應當客氣一點才行，雖然無須瞎恭維，也總不必求全責備，以至吹毛求疵罷。這有如别人家的子弟，只看他清秀明慧處予以賞識，便了吾事。世間一般難得如此，常有為了小兒女玩...

亢德先生： 得知《宇宙風》要出一個日本與日本人特刊，不佞很代為憂慮，因為相信這是要失敗的。不過這特刊如得有各位寄稿者的協力幫助，又有先生的努力支持，那麼也可以辦得很好，我很希望“幸而吾言不中”。 目下中國對於日本只有怨恨，這是極當然的。二十年來在中國面前現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吃人相，不但隋唐時代的那種文化的交誼完全絕滅，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槍的廝殺也還痛快大方，覺得已不可得了。現在所有的幾乎全是卑鄙齷齪的方法，與其說是武士道還不如說近於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該怨恨卻尤值得我們的輕蔑。其實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嘗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東京會見一位陸軍將官，雖是初見彼此不客氣的談天，講到中日關系我便說日本有時做的太拙，損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將接著說，說起來非常慚愧，我們也很不讚成那樣做。去年冬天河北鬨什麼自治運動，有日本友人對了來遊歷的參謀本部的軍官談及，說這種做法太拙太醃攢（a，za）了，軍官也大不讚成，問你們參謀本部不與聞的麼,他笑而不答。這都可見大家承認日本近來對中國的手段不但凶狠而且還卑鄙可醜，假如要來老實地表示我們怨恨與輕蔑的意思，恐怕就是用了極粗惡的話寫上一大冊也是不會過度...

實秋先生： 前日在景山后面馬路上遇見王君，轉達尊意，叫我寫點關於日本的文章。這個我很願意儘力，這是說在原則上，若在事實上卻是很不大容易。去年五月我給《國聞週報》寫了一篇小文，題曰《日本管窺》,末節有說明雲： “我從舊歷新年就想到寫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寫，一方面又覺得不大好寫，這就是說不知怎麼寫好。我不喜歡做時式文章，意思又總是那麼中庸，所以生怕寫出來時不大合式，抗日時或者覺得未免親日，不抗日時又似乎有點不夠客氣了。”這個意思到現在還是一樣，雖然並 不為的是怕挨罵或吃官司。國事我是不談的，原因是對於政治外交以及軍事都不懂。譬如想說抗日，歸根是要預備戰才行，可是我没有一點戰事的專門知識，不能讚一辭，若是“雖敗猶榮”雲雲乃是策論文章的濫調，可以搖筆即來，人人能做，也不必來多抄他一遍了。我所想談的平常也還只是文化的一方面，而這就不容易談得好。在十二三年前我曾這樣說過： “中國在他獨特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卻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卻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

七月十四日東京《讀賣新聞》載宇都宮電話，十三日有遊客在鬼怒川溫泉名所瀧見茶屋發見遺書，查有男女二人投水自殺，新聞標題曰：《因一夜的共枕唿成為鬼怒川的情死，共鳴於患難的娼女與汽車夫》。男的是清原某，開汽車為業，貧病無以為生。婦人名小林富美子，年二十四歲，神奈川縣厚木町人，去年六月以金七百圓抵押於深川洲崎的宮梅川下處為娼，改名雲明美。據報上說： “她是很急進的妓女，曾經以赤化的嫌疑至於受過神奈川縣警察部的審問。十三日她在鄉間的父親還寫信給下處的主人，說富美子感染赤化，請賜監督雲雲，甚至父母方面也被白眼。她大約深感到人世的苦辛，偶有共過一夜的男子提出死的勸誘，便應其請。據說十一日傍晚對人說出去寄信，飄然的走掉了。” 這段新聞很給我好些思索的機會，但是第一聯想到的是中國的宰白鴨問題。陳其元的《庸閒齋筆記》卷三雲： “福建漳泉二府頂凶之案極多，富戶殺人，出多金給貧者代之抵死，雖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謂宰白鴨也。先大夫在讞（yan）局嘗訊一鬥殺案，正凶年甫十六歲，……即所謂白鴨者也，乃駁回縣更訊。未幾縣又頂詳，仍照前議，前提犯問之，則斷斷不肯翻供矣。案定后發還縣，先大夫遇諸門問曰，爾何故如是執之堅...